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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如何锻炼

武士的思想核心自然是“武士道”。在经过数十年的反日本侵略斗争之后，这个词对于中国人来说称得上“臭名昭著”，但对它进行必要的分析解剖还是必要的。

《最后的武士》将武士道概括成了“勇、仁、忠……”等一系列抽象的良好道德规范，但这只是表象，否则就无法解释在更多的时候，武士体现出的却是凶残、愚昧直到癫狂。这个原因要在武士道的思想根源中寻找，而武士道其实是一个成分复杂的大杂烩。

武士道的初期发轫，主要理论背景是长期受中国知识分子批判的朱子(朱熹)理学。自镰仓幕府后期开始，武士必须遵守“忠诚、廉耻、信义、俭朴”等美德，而到了德川幕府，一些著名的儒学家将武士道理论系统化、规范化，终于成为整个武士社会的操守典范。电影一再翻拍的“忠臣藏”事件正是发生在此时期，是武士“全忠死节”的道德理想的“完美体现”。一般认为，日本虽然引进了中国的儒学思想，但就象他们吸收任何外国文明一样，都具有鲜明的自主选择性。周作人也指出，中国历史上的一些糟粕文化，如宦官、缠足等等，日本都没有照单全收。对于儒学，日本更强调的核心是“忠”，而中国则为“仁”。所以，日本武士为了“忠”，可以做出违反人道的举动。

作为武士道行为楷模的，则是中国南宋的民族英雄文天祥、陆秀夫等人。江户时代，这些人物被称为“本朝武士之鉴”，他们为“大义”而淡看生死的精神受到武士的狂热推崇。在冲绳以及太平洋战场的诸多岛屿争夺战中，日军甚至平民在饥渴不堪的情况下，仍发起一次次自杀冲锋，战败则切腹跳崖跳海，正是陆秀夫、张世杰等在崖山被元军击败后的翻版。在明治维新后，日本军国主义为侵略而营造对中国的歧视贬低，所以歌颂“杀身成仁”的英雄渐渐以本国为主，但文天祥的故事直到二战结束前都是日本的教科书内容。

武士道思想的另一重要核心是禅学。武士生活于战乱之中，随时要为主公赴死，日本的地理环境又恶劣，灾害频仍，这都使得武士具有强烈的朝不保夕的危机感，因此需要禅宗的顿悟生死来调和。同时，禅宗的神秘主义倾向和审美情趣也给武士及日本文化带来了巨大影响。不过，禅学在武士手中，空洞虚无的人生观被放大，成为漠视他人生命和自己作出违背人性之举的借口。

最终使武士道彻底变为军国主义工具的是与儒学、佛学并称为幕藩体制三大支柱的神道教，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日本的民粹主义思想泛滥，将天皇神化，定鼓吹日本民族优越论的神道教为国教，以此形成了向现代民族国家和工业化军事化帝国的转型，还吸收了德国的国家主义哲学，终于完成了武士道的法西斯化。